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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與風險投資的相關性
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分配以多種形式與價格機制相互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或決定著社會的投資方向和規模，各市場主體在其它市場條件和環境相同的情況下開展競爭時，稅收負擔的輕重和稅收優惠的多少自然成為影響投資抉擇的重要因素。實踐中，稅收政策從許多方面影響著風險投資，尤其表現在對風險投資預期收益的影響上。一般說來，風險投資者是否對高科技產業投資，取決于對風險投資的預期收益和投資風險的權衡，只有當預期收益大于風險的代價時，風險投資才會“介入”。而風險投資的預期收益和風險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相關的稅收政策。當稅收尤其是企業所得稅減少了投資者的投資收益，降低了投資者的投資收益率時，投資者就會轉向風險小、時間短的投資領域。結果，稅收因減少了風險投資的收益而有利于安全投資，卻不利于風險投資，從而制約風險投資企業的發展。若國家通過稅收政策給予風險投資企業較多的稅收優惠，使其承擔較輕的稅收負擔，增加了投資者的稅后利潤和投資收益時，便會保護和調動風險投資的積極性，從而帶來風險資本投入量的增加。而風險投資產業的發展必然會帶動一大批配套產業、輔助產業或相關的新興產業的問世。風險投資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稅源，增加了國家的稅收收入，同時也為政府制定更優惠的風險投資稅收政策奠定了物質基礎。
我國風險投資稅收政策的局限性
風險投資本質上是一種商業行為，而非政府行為。因此風險投資不能采取行政干預和政府包辦的形式。但是風險投資又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它需要政府運用一系列的政策包括稅收政策的支持與扶植。許多國家的實踐也表明，一國政府可以不通過參與風險投資的直接管理，而是充分利用其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通過稅收政策等手段調節投資風險收益，誘導風險投資，支持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
我國的風險投資業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90年代末全球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和新經濟的浪潮，規模迅速擴大，風險投資公司的數量也迅速增加。為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我國政府還制定了一些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自行開發的軟件產品，按17％的稅率征稅，對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即征即退，用于研究開發軟件產品和擴大再生產；企業所得稅規定，企業研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所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除可以直接列入當期成本費用外，增幅在10％以上的，還可以再加計扣除50％；新成立的高新技術企業從成立之日起免征所得稅2年，等等。
